步入汉中市博物馆石门十三品陈列馆,目光落向《山河堰落成记》。这方从褒谷崖壁间凿迁下来的宋刻,是十三品中体量最沉的一方。隶书自右向左铺展开,十六列字迹带着崖石的粗粝与河水的潮气,像八百年前的涛声,静静凝在石面上。
书写它的人叫晏袤,南宋绍熙年间的南郑县令。《宋史》里找不到他的专传,官方的文书中,他的名字也淡得像从未出现。但褒谷的山岩记得,堰渠的流水记得,他在这片土地上踏过的每一步,都刻进了山河的肌理里。
一
褒水自秦岭深处奔涌而出,在褒谷口放缓脚步,分出一脉脉渠水,漫进汉中盆地的田垄间。这便是山河堰,始于汉初萧何、曹参的擘画,沿用到南宋,已流淌了千年。田亩靠它灌溉,炊烟靠它升起,一堰之兴废,牵系着两岸万户的饥饱。千百年间,堰坝且修且毁,毁了再筑,像一场代代接力的守护。
南宋绍熙四年(1193),夏汛来得猝不及防。碑文中只落下极简的一笔:“先是,四年夏,大水,六堰尽决。”褒水挣脱了堰坝的束缚,浊浪卷着泥石,把六座堰体冲得支离破碎。沿岸田亩沦为荒滩,秋粮颗粒无收,百姓的生计,跟着溃决的堰坝一起沉入淤泥。
入秋后,常平使者范中艺奉旨兼领郡事,立在狼藉的堰基上,脚下是漫过鞋面的泥浆。若按旧例摊派民夫,百姓的负担将是常年的四倍。他最终定下章程:官府出钱一万缗,补贴工料与人力,不让灾年的百姓再添重负。南郑县令晏袤,与查沆、贾嗣祖、张柄三人,领了现场督修的重任。
工程于次年二月动工,四月便宣告落成。短短两月有余,六座堰坝重新筑起,延绵九百三十五丈。四百一十丈支渠疏浚通畅,流水重归田亩。用木料七十二万四千余根,用工十五万九千余人,这些数字背后,是沿岸民夫的肩挑手扛,是晏袤往返堰头的日日夜夜。
堰水重入渠口那日,晏袤站在新砌的堰石上,看清流顺着渠沟漫向干裂的田垄,提笔写下《山河堰落成记》,又作《山河堰赋》以记其事。一方刻在石门南崖,一方嵌在山河庙壁。没有浮泛的颂辞,只有堰长、渠数、工料、人力,一笔一划,都像堰石一样扎实。他在赋里追述堰的本源,说它“缵禹之绩,随山浚川,为万世利”。从大禹治水的古老传说,到眼前重筑的堰坝,一脉相承的,不过是治水安民的本心。
二
督修堰务的那些日子,晏袤常沿着褒谷的崖壁步行巡查。谷中古木蔽日,崖上苔痕遍覆,流水声在山谷里回荡。他那时大约不会想到,自己为修堰踏遍的这方山崖,藏着比堰坝更为久远的时光秘密。绍熙五年(1194)三月的一天,他行至石门西南的断崖边。雨水冲落了崖上厚积的苔藓,石面上隐隐露出笔画的轮廓。后来他在释文里记下这场相遇:“绍熙甲寅三月甲子,南郑令晏袤以堰事至褒谷,获此刻于石门西南险侧断崖中。先是,癸丑夏秋积雨,苔藓剥落,至是字画始见。”
待随从扫去浮尘与残苔,一方东汉摩崖完整地显露出来——这便是永平年间的《鄐君开通褒斜道》,后人唤作《大开通》。从东汉永平六年(63)到南宋绍熙五年,一千一百三十一年的时光,都封存在这层薄薄的青苔之下。
在此之前,欧阳修搜访金石的《集古录》里没有它,赵明诚穷尽半生的《金石录》里也没有它。千年间,它像被时光遗忘的密语,独对空山流水。是晏袤,第一个叩开了这扇石门。他立在崖下端详许久,赞这字“字法奇劲,古意有余”。
循着这一线索,他又在谷中崖壁间,陆续寻到曹魏《李苞通阁道题名》《西晋潘宗伯与韩仲元的造阁题记》。那些被苔痕掩埋的蜀道往事,那些远在汉魏的凿路回声,都顺着他拂去青苔的指尖,重新回到了人间。
晏袤没有只做一个偶然的发现者。他逐字摹录碑文,考证年代与史事,亲自撰写释文,命人刻在古摩崖的正下方。庆元元年(1195)中秋,他再入褒谷,为潘宗伯、韩仲元与李苞两通题记碑作释,落款依旧是“南郑令临淄晏袤”。这方落款,是他留给后世最确凿的身份印记,比任何正史传记都更可信。
后世定名的“石门十三品”中,与晏袤有关的作品有《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》《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》《山河堰落成记》三件。他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汉魏古刻,自己的笔墨,也融入了这片崖壁,与古刻一同经受风雨,一守就是八百年。
三
少有人会把这位踏泥涉水的南郑县令,与北宋朝堂上那位温润的太平宰相联系起来。晏袤,是晏殊的四世孙。晏殊立于北宋的承平岁月里,官至同平章事兼枢密使,文章宏丽,尤擅小词,是北宋前期词坛绕不开的人物。那阕流传千古的《浣溪沙》,至今还在无数人的唇齿间流转:一曲新词酒一杯,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夕阳西下几时回?
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浅语含深致,闲淡见沉郁,是北宋承平岁月里,最雅致的文人心境。百年时光倏忽而过,南渡的兵火打碎了庙堂的安稳,晏氏的文脉却没有断。到晏袤这一代,先祖笔下的小园香径、亭台夕阳,换成了褒谷的崖壁、奔涌的河水、泥泞的堰基。他承继了家学的文心与笔力,只是把辞章里的婉转细腻,化作了崖石上的沉雄厚重,化作了案头的残卷校勘,化作了堰渠边的风尘仆仆。
晏殊生前编纂的百卷类书《类要》,在南渡的流离中散佚大半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记下了晏袤的坚守:“据其四世孙知雅州袤进书原表,则南渡后已多阙佚,袤续加编录,于开禧二年(1206)上进。”他耗费多年光阴,搜访残卷,补缀阙文,于开禧二年以雅州知州的身份,将重整完成的百卷《类要》进献朝廷。书中每一处“四世孙袤补阙”的标注,都是他接续家学的印记。这是他离开汉中之后,为文脉存续做的又一件事。
他的隶书,在后世金石家眼里,是宋代的高峰。清金石学家欧阳辅在《集古求真》里说:“宋人隶书,当以晏袤为第一。”又评价《山河堰落成记》雄厚生动,直追汉人笔意,混在汉碑之中,几乎难辨真伪。晚清金石学家、文献学家叶昌炽在《语石》里也赞两通碑文,“尤不失汉法”。
常年对着崖壁上的汉刻摩挲品读,他的笔锋里,自然浸染了汉隶的朴拙与风骨。他写的不是书斋里赏玩的小字,是能凿在山崖上、扛得住风雨侵蚀的大字。就像他这一生,没有高居庙堂的显赫声名,做的每一件事,都落在实处,经得住岁月的反复淘洗。